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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化想象中研究中国形象

来源:UC论文网2020-07-27 08:26

摘要:

  〔摘要〕在西方文化想象中研究中国形象,包括三个相关问题:一、被极端美化的“理想国”,是西方现代化初期用以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助力器;二、以《寂静的房子》中的常富等东方恶棍形象为代表的“黄祸”,是西方建立起世界霸权后用以肯定自我、强化自我的文化“他者”;三、在西方用权力操控的话语体系之下不断衍变的中国形象,很难客观地展现中国现实,而只能帮助西方社会完成自我更新、自我完善。  〔关键词〕中国形象;...

  〔摘要〕在西方文化想象中研究中国形象,包括三个相关问题:一、被极端美化的“理想国”,是西方现代化初期用以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助力器;二、以《寂静的房子》中的常富等东方恶棍形象为代表的“黄祸”,是西方建立起世界霸权后用以肯定自我、强化自我的文化“他者”;三、在西方用权力操控的话语体系之下不断衍变的中国形象,很难客观地展现中国现实,而只能帮助西方社会完成自我更新、自我完善。


  〔关键词〕中国形象;西方文化想象;形象衍变;《寂静的房子》;戏剧


  在西方的文化想象中,中国形象起起伏伏,既有肯定的、乌托邦式的积极形象,也有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消极形象。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就用“变色龙”来比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历史衍变。西方文化想象中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社会在不同时期虚构与创造出的“他者”形象,目的是确认“自我”。中国形象衍变“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①。作为一种混杂着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的认知体系,西方文化想象中的中国形象一直受到太多因素的制约,其中不仅包含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期待和需要,还将政治上的较量、国家利益的争夺、意识形态的分歧等因素杂糅在一起。虽然不同时期、不同文本塑造的中国形象会有出入,但这些形象相互参照、彼此引证,已形成西方强权下的固有观念,其产生的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固然不能否定,但其中无意甚至有意对中国现实的片面解读与消极误读更不能忽视。


  一、作为“理想国”的中国形象


  在西方社会里,仰慕悠久而辉煌的中国文明的历史由来已久,甚至将中国想象成幸福与智慧的乐园。13世纪晚期《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是西方视野中中国形象生成的起点,自此激发了西方人对“黄金遍地、香料盈野”的“人间天堂”的神往。1585年,西班牙胡安·德·门多萨神父撰写了《大中华帝国志》,书中详尽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礼仪、风俗等,塑造了统一和谐、完美优越的中国形象,其中对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华历史与文化的景仰远远超过了之前的物质崇拜,并且这部“百科全书”为此后弥漫欧洲数世纪的“中国风”(Chinoiserie)提供了知识源泉。至中世纪晚期,关于中国社会政治开明、宗教宽容的乌托邦式想象,为冲破基督教教义的压抑、呼唤世俗欲望的觉醒提供了价值参照,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文艺复兴和早期的启蒙运动。


  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出现了对中国的泛崇拜思潮,无论是儒家伦理道德、中华诗歌戏剧,还是瓷器、丝织品、茶叶等文化产品,以及中国式的工艺美术、园林风格、饮食文化等,都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尤其是这一时期西方文化想象中中国形象的伟大之处已经不仅在器物,也不仅在制度,更重要的是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建立起集权统一的君主政体,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保罗·肯尼迪评价道:“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②,这为启蒙思想家宣传政治与哲学理想提供了价值参考。西方社会进入思想启蒙阶段,启蒙思想家急于寻求先进的外部资源,以拯救恶劣的内部顽疾,甚至不惜描画出一个道德理想崇高、社会秩序井然的中国形象,以寄托西方国家“理想国”的希冀。其时以伏尔泰和莱布尼茨等为代表,欧洲知识界不仅宣扬中国的哲学思想、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还将中国“内儒外法”的治国经验援引到欧洲,提倡建设法治社会和宣扬人文主义思想,批判欧洲的黑暗政体和宗教狂热,主张欧洲治国理政和思想开化的实践应以中国为榜样。


  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心目中的“理想国”难道真是中国吗?其实不然。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恰好符合启蒙思想家对“理想国”的期待——通过至高无上的集中制王权实现道德理想,促进社会和谐。在西方现代文化形成初期,为了使他们相信自己的理想并非空中楼阁,于是他们乌托邦化了这样的中国形象。而实质上他们描绘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③。将中国幻化为一个指示着西方未来出路的范本,不仅可以让启蒙思想家们对自己的改革理想充满信心,也让他们对欧洲现状的批判更加掷地有声。


  二、作为“黄祸”的中国形象


  “黄祸”一词最早由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提出。据说,1895年的某一天,威廉二世梦到“佛祖骑着一条龙入侵欧洲大陆”,醒来后他便以“黄祸”对其命名,④并以“黄祸”为主题创作了一幅画,号召西方世界联起手来抵御邪恶的中国的“入侵”。但其实从蒙古人的铁骑宣告世界上有一片“大汗的大陆”开始,“黄祸”的思想就已经在欧洲人的头脑中生根发芽。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以后,殖民主义侵略者和基督教传教士通过半真半假的日记、新闻报道、民间传说等向西方传达了中国所拥有的庞大人口和巨大财富,1900年义和团运动震惊中外,以及移民至欧美的中国人展现出与西方文明迥然相异的文化生态,这些都导致形成于西方历史之中的对中国的惊惧之情再度被触发,以至于“人们最初只是用‘黄祸’一词来描述对于中国移民的抗拒心理,但后来竟逐渐演变成了一套关于‘白种人的未来受到威胁’的话语”。⑤


  《寂静的房子》是一部四幕惊悚戏剧,作者是约翰·戈登·布兰登(JohnGordonBrandon)和乔治·皮克特(GeorgePickett)。故事发生在一座古老的、黑暗的、寂静的房子里,经过秘密的食橱和扭曲的通道,有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喷射硫酸的壁橱,一条致命的蛇,多具尸体,以及一堆令人毛骨悚然的神秘物品。剧情大致讲房子的第一位继承者是一位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年轻英国人,他持有25万英镑的只向持票人付款的有价债券,如果要转换债券,必须在四天内找到它。英国人带着一位职业拳击手男管家和一位中国仆人何芳努力寻找债券。而寂静的房子对面的红房子里的常富博士也觊觎这笔丰厚的财产,他带着两位心腹——一位身形庞大的聋哑人管家和一位葡萄牙枪手,还有一个被他催眠、受他控制的英国女孩,不择手段地想要抢先找到债券。其间发生了一系列惊悚故事。最后善良的何芳从他那件中国长袍的褶皱里拿出了这些他一直为英国人保存着的债券。该剧曾先后于喜剧剧院、布里克斯顿剧院、大使剧院等多个剧院演出。“恐惧以如此之快的速度一波接一波地袭来,对他们来说,地狱到来的速度快到让人觉得荒谬的地步。”⑥该剧因其摄人心魄的紧凑剧情、阴森恐怖的场景设置、紧张刺激的戏剧氛围,引起了英國观众的强烈兴趣,曾在英国舞台上风行一时。英国奈特福尔德电影公司根据戏剧改编成默片,于1929年上映,不幸的是,电影票房不佳。作者布兰登还根据戏剧改编成小说,由卡塞尔公司出版,广受欢迎,多次再版。


  剧中的东方人物常富(Dr.ChangFu)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SaxRohmer)笔下的傅满洲(Dr.FuManchu)的表兄,而且他与傅满洲的形象也很相像,这并不奇怪,因为傅满洲形象是“黄祸”登峰造极的产物,风靡整个西方世界,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想象和恐惧推向极致。常富是一位博士、科学家,博学多才,智慧过人,但同时也是一位犯罪大师,是英国警署苏格兰场紧盯的恶棍和无数犯罪集团的幕后黑手。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虽然是一名科学天才,却总是采用传统的“东方手段”作恶,如酷刑折磨,以及通过毒气、毒蛇、毒蜘蛛等下毒的方式杀人。


  布兰登也好罗默也罢,他们最初在构想和设计常富和傅满洲形象时,或许仅仅是出于较为纯粹的艺术创作的初衷,为了吸引西方观众的眼球。文学形象只是作者根据主观臆断和自我想象塑造出的中国形象,而真正左右着作者创作动机的其实是一套源自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表达,也就是“黄祸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西方社会普遍流行所谓的“黄祸论”,“‘黄祸’与其说来自中国的现实威胁,不如说来自西方种族主义思潮中对庞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种‘心理上’的排斥、仇视与恐慌”⑦。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与经济迅速发展相伴的是建立起统治世界的野心。一方面,在他们的想象中,古老的中国在地缘政治、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等方面都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引起了他们的畏惧心理;另一方面,中国满目疮痍的现实又强化了他们的自我认同,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低下的、劣等的民族,因此就应该被高尚的、优越的欧洲所改造。这种既惧怕又鄙夷的复杂心态,帮助西方社会创造出了以“黄祸”为代表的“他者”形象。


  三、正确看待西方文化想象中中国形象的衍变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不同时期有关东方的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东方,都是西方人幻想中的东方,是西方为了确认自我而建构出来的他者。”⑧文艺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大都不是客观的,而是“自我”对“他者”的文化想象物,將需求与欲望投射到“他者”身上。因此任何关于中国形象的描摹刻画,都不能不考虑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隐喻性表达。中国形象在西方的想象中,可以是被极度美化的,寄托了欣羡与向往,承载着西方人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也可以是被无限丑化的,表现了恐惧与排斥,承载着西方人的敌对态度和殖民行径。从表面上看,是西方想象中国的态度变了,而实质是,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转向在萌芽及初始阶段,中国形象是他们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助力器,帮助其确认现代性精神的合理性;而西方社会的现代文明已经确立后,中国形象就迅速转变为他们自我肯定、自我强化的文化“他者”,帮助其巩固国际地位、操控主导叙事。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关于中国形象的文化想象,是他们建构出来的一整套话语体系,根植于西方社会的种族优越感及世界文化霸权,并进一步服务于西方社会的帝国主义殖民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利益。在西方主导的话语表达中,中国永远不会是一个先于话语存在的现实国家,而始终是带有了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文化意义的想象空间。


  进入20世纪后期以来,中西交流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中国优秀文化通过或官方或民间的多种形式“走出去”,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识逐渐全面化、立体化,中西关系迎来历史新局面。不过,受国际格局的变动和国家利益的争夺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再与历史传统的积淀、文化视野的遮蔽、主导话语的操控等错综复杂的因素杂糅在一起,消极误读中国形象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大到对中国现实和新闻的失真报道,小到一句含有讽刺意味的调侃,西方媒体屡次用资本主义世界的标尺去衡量中国现状、评判中国问题,而大量负面信息的传播无疑会在西方受众心中描画负面的中国形象。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形象对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国际权力分配的影响越来越突出。要塑造更为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最重要的工作是立足能触发各国共鸣的普世价值观,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势,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对其进行适应现代化潮流和全球化社会的改造和传播,使中国文化精髓为构建人类文明贡献力量。要传播更为真实可信的中国形象,需要政府、社会等各方面形成合力,对正确解读的中国形象予以肯定和支持,对无意识误读的中国形象予以解释和引导,对恶意丑化的中国形象坚决抵制并主动维权。一方面我们要洞察西方文化想象中的中国形象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成分,警惕文化霸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审视自我,正确看待西方文化想象中的中国形象的衍变,克服狭隘的民族心理。在描画中国形象的话语中和塑造中国形象的实践中争取主动权,保障真实而积极的中国形象广泛地、深层地、高效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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