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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建构论要

来源:UC论文网2020-08-05 09:03

摘要:

  摘要:中国当代医学伦理学发展近四十年,迄今已奠定了坚实基础:医学伦理学的自我定位已明确、发展的基本方向已明晰、整体方法论正在形成、多元主体协作正在磨合。为顺利启动新时代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建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恰当地应对学科精准定位、资源优化运用、中西正确对比、研究方法优选、评价共识生成、主体合作优化六大新挑战。其中的关键环节是,医学伦理学专业学者必须对理论建构、实践角色和学风建设等有正确理念并积...

  摘要:中国当代医学伦理学发展近四十年,迄今已奠定了坚实基础:医学伦理学的自我定位已明确、发展的基本方向已明晰、整体方法论正在形成、多元主体协作正在磨合。为顺利启动新时代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建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恰当地应对学科精准定位、资源优化运用、中西正确对比、研究方法优选、评价共识生成、主体合作优化六大新挑战。其中的关键环节是,医学伦理学专业学者必须对理论建构、实践角色和学风建设等有正确理念并积极担当。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建构,新挑战,专业学者


  ①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1


  中国当代医学伦理学建设迄今已近四十载。子曰:“四十而不惑。”[1]为跨过“不惑”再启程,承担起建构新时代中国医学伦理学的使命,如下思考当然是十分必要的:近四十年间,中国当代医学伦理学走过了怎样的从困惑到“不惑”的难忘经历?开启新时代医学伦理学建构之路,又必须直面怎样的新困惑、新挑战……本文基于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史的简要回顾,对新时代医学伦理学建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加以探讨。


  1新时代医学伦理学建构的坚实基础


  经过回顾和梳理,笔者认为:如果从连续性上说,那么前期近四十年的实践也可以视为广义的建构,即建构的准备、积累及其尝试期,确切地说,应该称为试建构,以区别于新时代将要开启的狭义建构。目前,中国当代医学伦理学的建设基本面已进入“不惑”境界,试建构阶段已为新时代医学伦理学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建构的自我定位已然明确


  近些年来,我国医学伦理学建设进程实质上已由模仿、借鉴阶段开始转向自主自觉建构阶段。这种转变是由一批顶尖的学者在对建设实践的不断反思、不断探索和不断引领中实现的。关于近四十年的回顾,学者对其间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能否及如何划分众说纷纭,但大都认为其近四十年的总体特征是对他者——国内一般伦理学、欧美医学(生命)伦理学的模仿和借鉴,而且都认为这是必然和必要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用他者的话语来讲述我国当代鲜活的医德故事,不是说不到点子上,就是让人感觉到文化心理上的种种别扭,最终则是打不开医德实践的真正主人——医者的心扉,所以建构本土化的医学伦理学势在必行。


  令人欣喜的是,做这种探索和研究的学者也在积极作为,例如,对医学目的的本土化重构、对医改伦理的持续研究、对医学高新技术伦理的高度关注、对引进的欧美生命伦理学“四原则”的批评扬弃、对国内医德规范体系的更新完善,还有更深层次上的对医学人道(人本)-功利主义的理论重建、医学职业精神的交叉研究、儒家生命伦理学及健康伦理学建构的尝试等,尽管学者们对我国医学伦理学建设的未来确切走势仍缺乏基本共识,但大家对其必须由试建构阶段转向正式建构阶段的自我定位意识越来越明确、越来越一致。


  1.2建构的基本取向已然明晰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学的关注视野由医学伦理、生命伦理开始转向健康伦理。问世之初,无论是当时的医德学,还是很快就更名改姓的医学伦理学,关注的都是医学伦理尤其是临床伦理。继之而来的是号称医学伦理学升级版的生命伦理学,因其关注的视野远远宽于医学领域,尤其重视当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引发的万众瞩目的道德难题,所以,从欧美引进后发展很快且盛极至今,大有取代医学伦理学之势。虽然国内也越来越多地出现类似难题,但国人尤其是学者更关注医改负面效应所造成的医德重建问题,所以医学伦理学得以顽强保留并迄今居于主流地位。尽管如此,医学伦理学的内容体系融入的生命伦理份额在日益加大,在医学伦理学教材尤其是医学院校课堂教学内容中,以及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中,这一现象特别突出。在学科发展上,究竟该怎样同世界接轨?人家唱响了生命伦理学,我们是否只能选择跟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在研究医学目的等重大课题之时,国内的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建设健康伦理学的命题,但在学界一直是微弱呼声。直至近年政府高层颁布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关于健康伦理及其学说建设的研究才一下子热了起来。当然,深思熟虑的建构取向选择和严谨的有说服力的学术研究尚待开启。如果仅停留于算命式的未来预测、跟风式的热闹表态,则对医学伦理学学术建构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1.3建构的整体方法论正在形成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方法由单一思辨之法开始转向思辨与实证等多元方法整合互补。从其发端至21世纪初,我国当代医学伦理学基本上是思辨研究方法一统天下,即运用传统伦理学的演绎推理方法,从概念、理论、规范等出发,依照一般-特殊、原理-应用的进路来解析医德生活、规范医德行为。在此期间,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进的欧美医学(生命)伦理学虽然带来了案例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但很长时间内且在总体上并未改变思辨研究一统天下的大格局,只是丰富了思辨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做法。新旧世纪之交,“旧医改”过程中累积的伦理问题日益浮出水面,其中涉及基本民生、引起万众关切的重大问题逐渐进入医学伦理学视野,例如,SARS流行引发的国民健康权益保障问题,医改市场化带来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医疗商业化带来的职业精神式微问题等,这些高度社会化的医学伦理问题同医学技术主义带来的医学伦理问题(最典型的是过度医疗)交织、纠缠在一起,异常尖锐复杂,有些甚至成为伦理困境或悖论,单一的传统思辨研究方法日益捉襟见肘。于是,问题呼唤着原创性研究,问题意识在研究中的价值日益凸显。因此,随着临床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者陆续加入,再加之医学伦理学专业学者积极借鉴使用,问卷调研、个案访谈、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在医学伦理学研究领域日渐兴盛,其中问卷调研加统计分析最为人青睐。这样做的价值不仅在于丰富了研究手段,还在于使医学伦理学研究接了地气,为其原创性研究开启了大门。尽管这些方法的借鉴、使用目前仍处在初级阶段,存在的问题可以列出种种,学界对此也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实证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借鉴是必须的、有益的,在引进和借鉴中对其改造、完善,用其补充、帮衬思辨研究,是建构我国新时代医学伦理学不可缺少的。


  1.4建构的多元主体协作正在磨合


  近年来,我国当代医学伦理学的建设主体由书斋学者单打独斗开始转向多元学者合作建构。医学伦理学建构需要同医德生活建设同构,医学伦理学建构的好坏最终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学者群体之水平、数量、结构及其实际学术作为。多年来,虽然也有不少一线的医务人员、管理人员等加入了医学伦理学学术组织,在学术活动中也会经常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在学术园地中还能看到他们越来越多的有特色的研究成果,但能成为跨界学者的人却是屈指可数,虽然他们也给学界送来了原汁原味的医德生活资源,但能承担医学伦理学建构使命的更是凤毛麟角。近年来,以韩启德、钟南山、巴德年、樊代明、郎景和等两院院士以及胡大一等著名临床医学专家为代表的一大批医学大家、医学人文思想家,积极参与到国内重大的医学伦理、医学人文学术活动,他们或著文、或发声、或与专业医学伦理学、医学人文学者进行深度对话,不仅补上了我国医学伦理学建构的短板,而且发挥了巨大的破冰和引领作用,多元学者合力建构医学伦理学的局面为之一新。


  综上所述,走过了近四十年的我国当代医学伦理学,在其基本面上,试建构所面临的主要困惑大体上被破解,具备了开启新时代医学伦理学建构的资质。


  2新时代医学伦理学建构亟需应对的新挑战


  2.1学科精准定位的挑战


  给自己进行精准定位,是学科正常成长的前提条件。在学界,对医学伦理学属于文理交叉、医学与伦理学交叉的应用伦理学,似乎一直都具有共识。但从理解和追求的实际情况看,并不尽然,甚至大相径庭。例如,医学伦理学的应用性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和把握?其应用伦理学的学科定位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得以体现?医学伦理学究竟应该建构成什么样子?等等。有些学者认为,医学的限定、应用的强调只是用以突出医学伦理学的交叉性、特殊性,而不能改变其伦理学的人文属性和最终定位;在情、理、技关系的处理中,虽不忽视情与技的作用,但必须以理为本,最终诉诸于理;它的有用和地位最终体现在:能够以学说的形式解读医德生活及其规律,以讲伦理为主线与统帅,同医德生活的主人进行对话,回答医德理念和规范为什么应该被践行,不仅仅是让人家知其然以后照办即可,或仅仅以情感人只是让人家感动而已,而主要是以理服人,使伦理内化为医德主体的践行信念,从而使医学伦理学在参与医德建设实践并实现其价值;认为有必要区分医学伦理学建构与医德建构,专业学者的使命是建构和运用医学伦理学,即发现伦理、传播伦理,而不应越俎代庖或本末倒置。总之,伦理是医学伦理学生命力之所在,是学说之本、应用之本,不讲伦理、讲不好伦理的不是真正的医学伦理学。而有些学者则看重交叉中的医学实用属性,强调的是实际运用的可操作性,有的甚至用人文医学这样的大学科群来最终定位医学伦理学;在情、理、技关系处理中,重技轻理、重情轻理,认为说理太虚无、太高大上,不如直接来点实惠有用的;为了提高学科的地位和影响力,试图将其完全变成量化的、可进行技巧培训的行为指南,让其像具体医学学科那样直接进入并干预医学实践;认为没有必要区分医学伦理学建构与医德建构,专业学者可以也应该成为跨界参与医德建设的主人。总之,认为只有直接在医德生活实践中一展身手,才是医学伦理学及其学者的生命力所在,没有人听、没有人用的不是真正的医学伦理学。需要指出的是,在学界,关于学科定位的分歧与困惑,并未见到有集中的明晰表达,但散见于学术会议发声中的潜台词、学术论文的字里行间,这表明学科精准定位问题并未真正解决。笔者的观点是:就实际功能而言,前者的学科定位是准确的;至于医学伦理学学科如何体现其应用性、实践价值,其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如何体现理论联系医学实际的基本原则,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误读其应用性,则会将价值理性、价值学说等同于工具理性、工具学科所具有的两种不可同日而语的有用性、实践价值混为一谈。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医学伦理学搞成脱离价值真理的医德操作技术手册,或仅仅是追求医学功利最大化的程序法。从认识上说,这本不是什么艰难复杂的问题,只需要回归和坚守学术常识就完全可以解决。要说难,也许是难在学者能否真正告别急功近利的学术政绩观和浮躁学风。


  2.2资源优化运用的挑战


  进入新时代,建构医学伦理学的可用资源已足够丰富和齐备。例如,医德实践资源在两轮医改进程中得以充分挖掘和积累,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已被学界加以初步梳理和总结;在学说发展的长期模仿、借鉴的阶段中,医学伦理理论资源的挖掘和积累尤其丰富和齐备:国内古代医德优良传统、现代革命医德优良传统的研究远胜于国外,欧美医学发达国家先进的学术成果引进后已进入全面反思其得失的阶段,等等。但目前的困惑是,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可用资源,该如何更加优化地运用它们?要正确回应新挑战,便需要精准解惑。对此,笔者的观点是:国内的医德生活实践资源是实体性、源头性的资源,各种现成的理论资源是工具性、载体性的资源。这就决定了,中国医学伦理学建构既不能照搬国外,尽管其似乎十分先进,也不能一味固守和延续传统,尽管其一度辉煌,而只能先从医德实践的分析概括、科学抽象中找到学说的逻辑起点、价值走向、问题系统、主体架构、创新理论、话语体系等,然后再以各种现成的理论资源对其加以充实和完善。


  2.3中西正确比较的挑战


  在试建构期间,我国当代医学伦理学的模仿和借鉴历程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初期主要对国内一般伦理学的模仿与借鉴、后续主要对欧美医学(生命)伦理学的模仿与借鉴。虽然学界目前对其具体划分尚无定论,但实际上后一阶段的时段更长一些,至少在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将欧美生命伦理“四原则”等作为重点内容后,对欧美医学伦理学的模仿与借鉴便一直成为主流,对当今学说建构影响更大。就此而言,我们的医学伦理学建设目前大体上处于对欧美学说的跟进状态。因此,如何清醒地反思这一现状,如何正确地进行中西医学伦理学的比较,从而更加合理地运用西方学术资源,就成为目前必须理清的一个关键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对欧美的跟进是建构我国医学伦理学必经的对话学习阶段,但不能将手段误认为目的,不能将资源开发等同于建构本身。为什么对跟进问题不能正确把握?惑于中西医学伦理学对比是其认识根源。其逻辑基本上是这样的:货比三家,优胜劣汰——既然人家先进,何必庸人自扰另搞一套;非要搞的话,以人家的为模板,加点中国元素足矣!这种简单的先进落后比较观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忽视了国家之间的现实国情、文化传统,尤其是医德实践的重大差别。事实上,所谓西方学说先进,无非是其对生命科学和医学高新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伦理难题及时给出了回应。就此而言,其先进性毋庸置疑,对我国也不乏启示和借鉴意义。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内医学的快速发展,也将此类问题陆陆续续暴露了出来。但在这一期间以及将来很长时间内,我国更大、更重要的现实医德问题是怎样在医改中实现医疗保健的公益性、公平性;更直接、更尖锐的问题是在医学资本任意扩张、侵蚀面前,医者如何坚守医学伦理、坚守职业精神?虽然类似欧美生命伦理难题的存在和叠加也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一个要素,但却不是主要的、根本的。所以,照搬或移植过来的欧美学说的先进性只能在次要、有限的领域内才是真实的,如果套用来解读和干预中国现实医德生活的主流甚至全局,这就不是在对比中判断其先进不先进的问题了,而是问题意识与真实问题的严重错位了,属于明显的重大误诊并开错了药方。


  即使是问题与其意识不错位,判断医学伦理学的先进性也应充分考量此处与彼处具体条件、伦理文化传统等是否有异。这一点,在病人自主及其知情同意问题上已体现得最为典型。一般来说,在中西之间,大家对自主及其知情同意权为病人所拥有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分歧,但对这些权利该由谁及按何种程序行使才能更合理地实现,中国与西方的医学伦理学阐释及人们实际的行为选择却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在目前的中国,虽然在理论上也强调病人自己做主,但大部分临床病人的知情同意书实际上由病人家属签字,这令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而在美国,只要病人自己具有知情同意能力,基本上都由病人自己签字,但这会让很多中国人不以为然。对此,一般地、抽象地说,既然病人拥有自主权、知情同意权,那么,由其自主行使这些权利,当然是最为合理的。然而,将其置于具体的国情、具体的条件下,就很难说中美两家谁的理念及其做法是绝对先进、合理的。因为,中美的医疗保健体系、保障水平有差别,加之中国家文化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等等,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的病人与其家庭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病人家属对病人诊治的话语权明显强于欧美。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也许更为恰当地比较观是:只要是适合于本国医疗保健体系发展水平、符合民族伦理文化传承发展要求的,就是正确的选择,就具有先进性。故此,对事物作横向的关于先进或落后的价值比较,就必须考虑其可比性、条件性。


  新时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建构要合理、充分地挖掘和运用欧美先进的学术资源,显然不应讳言中西学说之先进与落后的比较,但应彻底抛弃种种不称职的比较观。


  2.4研究方法优选的挑战


  从整体上看,在国内医学伦理学界,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两大类研究方法同时并用几成常态。其中,理论研究大都运用思辨法,现实问题研究大都运用实证法;近些年来,将两类研究方法整合起来进行研究尝试的也不时在登台亮相。现在的问题是,多年来被视为自然科学研究不二法门的实证研究法,已经比较成功地移植于经济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那么,它究竟能否适合于医学伦理学这样的人文学科?由于困惑丛生,学界对此看法各异、歧见巨大。纵观国内医学伦理学界研究现状并结合自己的探索感受,笔者认为:引进、借鉴实证研究方法为提升医学伦理学研究能力所必须,因其研究也需要像其他学科一样描述、分析可以考察的医德现实,所以引进、借鉴实证研究方法又是可能的,关键是必须明确其选择使用的条件性,以及对它的改造和优化。就目前来看,在研究现实的具体医德问题及其解决对策时,较为合用,具有明显优势;被学界寄予厚望的是,最好能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或使其同思辨研究方法整合起来,进行医学伦理学基本理论的原创性研究,但因价值真理并不是甚至主要不是纯描述性的,故而此愿景能否实现乃是最大的新困惑。


  应对研究方法优选的挑战,还亟需解决如下更为常见的两大问题:一是从“医学是”直接得出“伦理上应该是”的结论;二是案例分析法的功利主义化或伦理技术化。从“医学是”直接得出“伦理应该是”的研究方法之最常见的做法是:以临床手术伦理为例,这种论说思维模式往往先罗列出手术的特点,然后以此为依据推导出手术临床伦理准则,从而造成伦理论证的突兀、缺位,其理性说服力羸弱甚至空挡。案例分析的功利主义化或伦理技术化之最常见的做法是:以安乐死伦理选择为例,这种分析模式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医学功利计算为圭臬,所用判断善恶的标准极其简单明了,即利大于弊为善、弊大于利为恶、功利最大化为至善,而置其他伦理理念、具体情境条件等于不顾,从而往往使这种论说模式走向其合理性的反面。其实,在世界上最看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美国,自20世纪中后期开始,这种价值思维模式就被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质疑并清算过。这成为罗尔斯《正义论》在全球产生广泛和深远影响的重要缘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学界,医学功利计算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不仅得不到及时修正和完善,而且渐渐形成了简单化甚至滥用的趋势。例如,凡是论及医学公益性、医学公正问题、器官移植伦理、人体试验伦理、医学前沿技术伦理、安乐死伦理等,一些学者的杀手锏往往都是功利分析的“程序法”甚至功利精算的“小九九”,而往往置医德良心、医德义务、医德修养等这些医学伦理的精髓于不顾。2018年年末,自我曝光的“基因编辑狂人”贺建奎在为自己辩护时所用的就是这一套[2]。建构新时代医学伦理学,亟需从这种思维模式中走出来。


  2.5评价共识生成的挑战


  评价尺度是医学伦理学建构的指挥棒。究竟该用什么样的评价共识来引领医学伦理学建构?迄今,这仍是困惑甚至困境。其实,自从医学伦理学问世并进入医学院校以来,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质疑——用了那么多时间进行医德教育,为什么“红包现象”等越来越多……如此问题的实质是:评价医学伦理学的直接尺度是“它能否用来解决医德问题、改变医德现状”。而对医学伦理学学者的评价则走得更远——不去评价其学风如何,不去评价其学术成果是否有价值、有水平,不去评价其有无自己的学术思想并是否对学界产生积极影响等,而是用一些扭曲的实际量化指标做评价尺度,例如,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了多少论文、是否申请到什么级别的多少研究项目、是否有主编或主任委员头衔、获得过什么级别的嘉奖等,甚至以开会时照个纪念相能否坐在前排,以及是否在电视上有影、电台上有声、报纸上有字等为标志性成果。事实证明,走不出如此困惑,医学伦理学及其学者就会失去建构的“定盘星”,其结果就是迷失自我。所以,需要还医学伦理学一个真正适合其自身的评价尺度——科学性(看它能否真实地反映、解释医德现象,能否深刻地揭示医德生活的规律性,能否提供医者应该怎样做的所以然)和实践性(看它能否以理服人,能否走进医者的内心,能否实际影响医者的职业修为)。至于亟待解决的同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医德问题,大都属于多因一果现象,若将其责任归结于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重视的医学伦理学学说,实在是糊涂认识。除评价尺度外,对谁有资格作为评价主体(学术共同体还是行政机构)、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评价等问题,都需要形成必要的共识。


  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3]虽然针对的是教育,却为医学伦理学建构走出多年来形成的评价困境提供了正确的取向和指引。


  2.6主体合作优化的挑战


  建构主体多元,需合理分工合作,力争做到1+1>2、1+2>3。这个领域的新困惑目前主要在于怎样从自然分工走向自觉分工。所谓自然分工,是指学者个体由单纯的职业背景或个人爱好出发所做出的医学伦理学建构角色选择。所谓自觉分工,是指群体或个体出于整体建构医学伦理学需要,根据自身胜任力及意愿所做出的医学伦理学建构角色选择或安排。正常的自觉分工理应是立足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扮演自己擅长的建构角色,即研究、教学人员搞好基础理论研究及建构,临床学者搞好医德生活研究及建构,有余力者兼顾其他,更有能力者力争做跨界学者,在建构中几种角色有分有合、相辅相成,这才是常态。目前,最令人忧虑的是,各主体建构角色定位不明,本位角色坚守不了,研究跟风跑,重眼前轻长远,重实际应用轻基础理论,过程热热闹闹,结果是自己的田谁都没种得太好。


  采用SPSS18.0系统软件统计分析资料;其中计量资料用(±s)表示,并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并用X2检验;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3新时代医学伦理学专业学者的建构担当


  3.1理论建构担当


  专业学者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担当既是学术常识,又是其义不容辞的职业使命。


  所谓医学伦理学理论建构,就是指在梳理、研究主要建构资源的基础上,对其基本理论、概念体系、职业规范体系、实践规律等进行整体、系统的布局谋篇,并给予精准、明晰、深刻的立论阐释。理论建构的价值在于给医学伦理学以学理支撑,主要回答来自于实践的“为什么会是这样”(事实描述)、“为什么应该是这样”(价值追求)等伦理追问。就此而言,理论建构无疑是医学伦理学存在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此命题本应毫无异议,但在当前却有再讨论的必要。因为,在学界,事实上确有很多专业学者主业、副业不分,甚至主次颠倒,学者自我鄙视甚至作践理论及其研究的怪象和氛围频现。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非常复杂,不在本文的研究任务之内。为便于阐释问题,笔者在这里仅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多年来全社会极度轻视理论之风的误导是形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教给人们的信条是:理论本来就是灰色的,实用才是硬道理。在学术评价等实践环节中,如果再让人们屡屡看到理论真的都是毫无用武之地,那理论就彻底“不值钱”了!如此,在空前大浮躁的学术生态中,医学伦理学理论建构担当也就难上加难了。如此,理论建构担当也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如此,理论建构担当就必然要求学者回归常识、回归本真,即做一个真学者;同时也必然要求营造一个能够真做学问、做真学问的学术生态。


  3.2实践角色担当


  强调对医学伦理学理论建构的担当,并不意味着专业学者可以闭门造车,也不是说专业学者应该甘于做空头理论家,更不是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井水不犯河水,恰恰是强调在建构实践中同临床学者等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因为,与古代医师往往集医学专家和医德思想家于一身明显不同,在现代社会,术业有分工、有专攻是常态。例如,专业的医学伦理学学者通过教学和研究来传播和生产本专业的知识、思想、理论等,而专业的临床学者通过服务病人及公众来搞好现实的医德建设。一般来说,这是确定的。但是为了使两者相辅相成,要强调为更好地担当起其理论建构的使命、更好地发挥其实际作用,医学伦理学专业学者既应该严格遵循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原则,也应该同临床学者等密切合作,更应该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总之,就是强调医学伦理学学者的医德实践意识。就此而言,医学伦理学是实践性最强的人文学科,专业学者应该是实践意识最强的学人。但这不能再向前迈进一步,即将具有此特点的医学伦理学专业学者等同于或演绎为医德生活建设主体的角色。毫无疑问,医学伦理学专业学者必须参与医德生活实践,但不是直接扮演医德生活建设主体的角色,而是为了扮演好理论建构的角色——需知,这也是一种实践,只不过是生产和传播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罢了;即使是从事临床医学的跨界学者,一旦承担起医学伦理学建构的使命,要想做得好,也必须以完成这种角色转变或兼顾好两种角色为前提。


  3.3学风建设担当


  建构新时代医学伦理学,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学风。在当今中国,学风不端痼疾难医。由于医学伦理学属于人文类软科学,进入学界的门槛低,学者来源五花八门,学术规范不健全,评价标准确定性差,似乎什么人都行、怎么干都行,所以其学风更容易被诟病。被国人誉为讲坛“学术超女”的于丹之起落就是最典型的例证[5]。实践一再证明,任何学说、学科的建构需要的都是追求真知真理、把学术当成事业的真学者,而非善于外在包装、满天飞跑江湖、沉湎于表演出镜的所谓学者,或者不择手段地争名、争利、争待遇、争帽子的所谓学者。如果医学伦理学学者连学风都不伦理,都不靠谱,都经不起推敲,还怎么去承担新时代医学伦理学的建构使命?


  目前,学风建设担当有相互联系的两大问题亟需解决:其一是学者坚守伦理底线,坚守学术良知,同时,不放弃学术的纯真和崇高的追求;其二是学术共同体搞好自身建设,将学术共同体建成为自治自律的生态圈、评价机制常态运转的象牙塔、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花园。新时代的医学伦理学建构需要学者和学术共同体一起积极担当,顺势而为,顺向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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